摘要: 战国时期的著作中对仇由国君受智伯大钟而亡国的记载颇丰,仇由国君因此也被作为贪图享逸的典型而备受责难。然而从仇由国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来看,则会发现其受钟有一定的合理性。春秋中晚期,戎狄族与华夏族经过数百年的相互交流,礼乐器乃国之重宝的观念已固化在戎狄统治者的头脑中。而仇由国深居晋东山地,境内战争相对较少,国家安定,人民乐业。兼之晋国实行戎索和和戎政策有年,仇由国君对晋文化颇为向往。而宫廷向来是社会时尚的引领者,在以娱乐为主要功能的乐文化鼎盛时期,仇犹国君亦不能例外。且乐器大钟在当时是实用器,实际价值颇高。故而,迎取一套大钟不仅可以满足仇由国君引领时尚和巩固权威的心理,而且可以获得一笔价值不菲的财富